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不久前在“支农相关问题”座谈会上发言时指出，WTO的“黄箱政策”不能用于补贴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相反，应该采用更有效和可行的方法。按照世贸组织的“黄箱政策”，中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达农业总产值的8.5%，补贴总额可达2225亿元。据此，有专家主张对工业部门增税，充分利用“黄箱政策”反哺农业。 Justin Yifu Lin 不同意这个提议。第一，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撑这么大的补贴。二是补贴会导致农产品过剩，引发一系列问题。第三，补贴一旦产生，就会产生惯性，很难取消。四是补贴执行难度大，操作的公平合理性难以把握。基于以上四个原因，林毅夫提出了五点建议。林毅夫认为，这些建议是“中央财政支持农村的可行方式”。契税195.9亿元，农业税481.7亿元。 2001年农业各项税收仅占中央财政收入的5.6%。200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地方政府不征收这部分税款，而由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补贴地方政府减少的税收收入，中央政府增加的转移支付比例仅为6.6%。如果仅免征耕地占用税、农产品特产税和契税，中央财政增加的转移支付仅为2.7%。因此，它在经济上是负担得起的。如果一时不宜全面取消全部农业税，应优先征收农产品专项税。农产品特产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且，近年来地方纳税人规模的快速扩大，与地方征收农产品特产税有很大关系。往往因为这些税收征收困难，增加了更多的纳税人，为了养活这些新的人员，他们不得不增加税收，这使得税收更加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增加更多的人员，形成恶性循环。圆圈。如果取消农产品特产税，可以大大减少征税人员，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而且，我国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才能有效利用我国加入WTO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机遇。征收农产品特产税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二是用中央财政支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由县统一管理。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政府向农民征收教育税附加支付，不足部分由中央财政转移。付费支持。但是，各地挪用、拖欠教师工资的案件时有发生。目前，我国小学教师总数为579.8万人。按照农村占人口2/3的比例推算，农村小学教师有380万人。以每人每月500元的工资计算，工资总额为232亿元。初中教师334.8万人。按照2/3的比例，农村约有223万人。以每人800元月薪计算，工资总额为214亿元，两项合计为446亿元。如果全部由中央支付，2001年将占中央财政收入的5.2%。由于中西部地区许多县的教师工资已经得到中央的支持，实施这一政策实际上将增加中央财政支出低于上述数额的。林毅夫认为，义务教育不仅意味着适龄儿童有接受教育的义务，还意味着政府有义务为适龄儿童提供教育。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中央财政全部承担，既体现了义务教育精神，又减轻了农民负担。此外，通过建立专款专户专用制度，可以避免县级政府挪用和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
目前，所有县都将教师列入县干部名册。由于每个县有三四千名教师，占全县干部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县政府很难明确反映人员的增加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它掩盖了政府机构的臃肿。一旦中小学教师不在县干部名册内，县政府干部队伍的扩大就很容易被发现。三是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我国加入WTO后，部分地区、部分产品确实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将面临国外进口竞争压力。林毅夫说，我之前做过农业科研优先的调研，发现如果政府对农业科研给予足够的支持，我国的粮食增产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粮食生产自给自足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如果入世能够提高品种和质量，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国粮食科学研究特别是水稻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科研水平，与国际水平和我国台湾省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农产品的科研支持力度，同时与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合作，提高我国农业科研能力，提供优质农产品品种，帮助农民更好利用中国加入WTO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来了。四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林毅夫表示，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各地的农业才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布局。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比较优势丧失，东部地区将放弃部分农产品市场。如果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中西部地区就可以从东部地区让出的市场中受益，形成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果分割国内市场，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将丧失，农产品将直接从国外进口，与国际市场形成循环。如果中西部农村不能分享东部地区发展带来的红利，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将不断拉大。因此，政府应积极、大力推进全国统一农产品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取决于硬件条件，包括道路、通讯、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可以分两条腿进行，有的得到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有的得到国内外民间资本的支持。投资。全国统一的市场还要看软件条件，包括市场中介的建设、信用、法律等。政府在软件建设中也应发挥积极作用。五是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条件。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劳动力。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林毅夫指出，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低的特性，即便全国经济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还具有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当农产品的生产率提高和产量增加时，价格会下降很多，出现谷贱伤农问题。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这在国外是如此，在我国也同样。以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为例，１９７８－８４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民积极性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上涨。１９８５年以后到９０年代初则是靠乡镇企业吸纳了约一亿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９０年代初主要是靠８０００万到一亿的农民工进城就业。最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徘徊、“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则是由于国内出现通货紧缩，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乡镇企业破产，出现了离土离乡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回流农业。 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呢？林毅夫说，从长期来讲有如下几点政策需要考虑：第一是解决农民的户籍问题。根据宪法，所有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并且不应该受到歧视。因此除了北京、上海等特殊的城市或许需要单独考虑之外，其他的城市户籍能放开的就尽量早些放开。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第二是土地的问题，在农村实行永佃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农户间可以有偿转让，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进城农民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和创业的资金；他们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回到农村务农，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稳定。第三是制定按比较优势发展的战略。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满足城市新增人口和农民进城就业的需要。 林毅夫指出，前面三点是促进农民就业转移的长期性措施，短期内则必须克服当前的通货紧缩，解决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问题。有效办法是释放出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存在的有支付能力、但因制度性或结构性因素制约而没有实现的存量投资和消费意愿。增加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可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又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是一个可行、应行的政策。只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增加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能有序和持续，农民收入才能保持和城市居民大致相等的增长。（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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